编者按:由教育部创办并主管的全国高等教育导向性、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新近出版2013年第3-4期，重点推出中国科大侯建国院士的理论文章《加强协同创新 实现人才质量和科研能力双提升》。文章从“‘顶天立地’，要有更高标准和更新要求”、“‘协而不同’，凸显大学特色谋求共同发展”、“‘资源广聚’，全过程优化人才培养环境”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实施“2011计划”、促进协同创新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现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中国科大新闻中心
加强协同创新 实现人才质量和科研能力双提升
侯建国
（《中国高等教育》杂志2013年第3-4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过去10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特别是经过“211工程”、“985工程”的持续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竞争力也得到比较大的提升。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又面临新一轮改革和高速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去年，教育部又出台了“2011计划”，这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为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而做出的又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讲，如何在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2011计划”的实施，大力促进协同创新，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凸显办学特色、提升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顶天立地”，要有更高标准和更新要求
协同创新的灵魂是创新主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高远目标。这方面，中国科大的创办堪为协同创新的典型案例。上世纪50年代末，党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技战线继续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理工分家、教学科研脱节的弊病，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素质都难以满足需要。为此，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等提出利用中科院自身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得到众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中国科大创办后，中科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众多科学大师云集科大，亲自编写教材、为学生讲课、指导实践、修改论文。在很短的时间里，学校便跻身全国一流行列。
可见，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培养急需的创新人才是老一辈科学大师的共同追求。如果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热情，而仅仅靠行政命令或纯粹的物质利益驱动，协同创新是很难取得成效的。这一点，在正在推动的协同创新中同样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不同的创新主体之间必须找到共同的价值追求。
协同创新的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企业、政府机构等等，这其中，研究型大学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水平社会服务等主要创新要素的供给方，具有天然而又特殊的优势，在开展协同创新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主体，也理应对自身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发展要做到“顶天立地”，这一点已经是教育界的共识。但是，在大力开展协同创新的新形势下，“顶天”不能仅仅立足于“国内领先、国内首创”，而应该真正站在世界科学前沿，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立地”不能简单满足于服务企业、服务传统经济，而应该聚焦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聚焦引领企业发展的变革性技术，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努力。那么，研究型大学怎样才能通过协同创新，为人类科技进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顺利转型做出重大贡献呢？
从历史上看，比较认可的有三次大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从18世纪开始，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人类从此进入蒸汽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二战之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在历次大的科技革命中，大学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未来有没有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国大学能不能在其中作出一些贡献呢？
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或许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前夜，有可能在量子科学、纳米科技、信息科技、新能源、生命科学等方面发生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比如在量子科技方面，20世纪初量子力学诞生后，在过去的100年里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柱，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应用，像晶体管、激光、核子共振、高温超导等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量子科技继续在科研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量子计算、冷却原子、量子隐形传态等等。1989年、1997年、2001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颁给了这方面的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曾说：“过去一百年间，量子力学给人类带来了如此之多的重要发现和应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一百年间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激动人心的惊喜。”
从量子科技发展的形势看，量子调控可以说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源泉。从被动的观测和宏观量子效应的应用，发展到对单个量子状态进行人工制备，将有可能带来两个重大的、革命性的变革技术——完全保密的量子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巨大的量子计算机。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量子科技，把量子前沿交叉研究确定为战略性的支持方向，有一系列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计划。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量子科学这一领域，国内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过去的10多年里，已经在这个领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具备了进行国际竞争的实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科大和南京大学、国防科大、中科院半导体所、中科院技术物理所等最近联合成立了“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与国际上众多的量子科技研究中心相互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该协同创新中心将针对基础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全面深入的量子科学前沿和量子信息技术前沿研究，在一些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上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为量子通信应用和国家信息技术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并在量子计算、量子模拟等方面形成若干具有特色的制高点，在生命、能源等领域开拓新的量子前沿交叉研究方向，孕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引领新学科的发展。中心计划用5-10年的时间，建设成为在量子科学前沿和量子信息技术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培养和聚集高地、科学研究和技术积累高地，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二、“协而不同”，凸显大学特色谋求共同发展
近年来，由政府主导的“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大学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作用在项目实施中得以充分发挥，目标与效率优势都显得非常明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高校发展模式的趋同化问题。究其原因，一是论文数量和引用率、重点学科数、项目经费数、获奖数、培养学生数等各类评估验收指标成为大学发展的指挥棒；二是工程性、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大学发展目标与路径的趋同化；三是政府和社会评价习惯以GDP的概念衡量大学的工作，容易导致大学发展重数量不重质量。
目前实施的“2011计划”则不同，到现在为止，教育部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文件规定“2011计划”应该怎么组织、怎么实施，它不限定高校，不限定形式，且参与主体多元化。这给高校提供了很好的发挥自身优势，独立进行办学思考，进一步提高质量、凸显大学特色的机会。
首先要注意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不等于简单的科研合作，更不是目标与任务完全一致的你我不分、互相替代，而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强化特色。也就是说，应该发挥资源共享、人才汇聚、文化互补等协同优势，实现“协而不同”，凸显特色、共同发展。目前，中国科大以及诸多研究型大学都在加强合作，积极酝酿组建协同创新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每所高校都要认真思考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所在，思考各自的能力边界和价值追求边界在哪里，思考如何通过协同创新强化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保持好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相互同质化。
其次要注意大学在与研究机构、企业的合作中，不要越俎代庖，包打天下。众所周知，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再到产品开发和设计制造，最终经过市场营销服务用户需求，形成规模经济，这是一个完整的创新链条。现代科技工作者应该认识到，不同的创新主体只可能在创新链的某个或某些环节拥有相对优势，很难在整个创新链上“一路做到底”，只有自觉地将自己视为整个创新链的组成部分，以开放的意识在各自的环节上发挥独特的优势，才能使自己的能力边界和价值边界得到最大化扩展，同时为创新价值链增辉。
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大学要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去开发市场、去做产品、去办企业，似乎大学无所不能，可以从创新链的上游一直做到下游，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不能扬长避短，而且必定会影响到大学的价值导向，影响到大学教书育人的核心工作。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教训。因此，大学与研究机构、企业开展协同创新中，必须做到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满足国家需求、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的新的创新链条。
比如，在基础研究和市场产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如何才能跨越死亡之谷呢？显然不是让大学直接去开发市场、去做产品，而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通道和一个链条。中国科大以基础研究见长，在安徽省打造加速崛起的经济强省、合肥市推进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的背景下，如何开展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呢？我们的做法是省院合作、市校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园，而是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市场之间搭建的一个创新平台。作为开展高技术研发与应用和高端应用人才培养为主的实体机构，它是在中国科大主体教学和科研体系之外的一种延伸，在这个创新平台上将努力实现与中科院科研院所、科大海内外校友、国际优质科教资源、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强化科技与教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与金融投资的融合，发挥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多种功能，积极推动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健康、量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希望建立新的机制，不断探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有效路径，通过大学与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使基础研究成果转变成先进技术，再通过政府支持、机制改革和协同创新，最终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三、“资源广聚”，全过程优化人才培养环境
当今世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再可能是大学自身的“自给自足、闭门造车”，而必然是一种开放互动的模式。学生需要在超越大学校园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空间里获得更为优质的资源，才能得以更好地成长，因此，仅仅依靠大学自身的条件和环境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大学如何才能通过协同创新，以更加开放的格局聚集国内外的创新资源，形成多赢局面，为学校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服务呢？中国科大近几年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作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高校，中国科大在科教结合方面有着一定的传统和优势。学校先后与中科院12个分院和18个研究所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共建了17个联合实验室，40多个研究所直接参与科大的本科生培养，形成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科教结合、协同创新”的网络，这样就把中科院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力、物力变成科大人才培养的外援和创新资源的有效补充。最近，中科院提出了“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的战略，在合肥地区也有一个新的布局，成立了一个科教融合的“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把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大的科研教学资源统一调配，希望能够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学校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投入也是多元化的，包括了安徽省和合肥市的投入、合作伙伴的投入、企业的投入、风险资本的投入等等。目前，这种形式已经得到了企业和合作伙伴的热烈响应，希望逐步形成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多元投入的新模式。学校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能够更好实现办学资源多元化，进而增强办学的自主权。
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大学与研究机构、企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的主要目的，在于集中各方面的创新资源优势，为人才培养服务。为此，中国科大在开展协同创新的同时，积极推进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目标是突破“流水线式”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并探索促进科教创新资源向人才培养聚集的新机制：一是“人才培养计划协同机制”，根据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与科研院所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二是“人才队伍建设协同机制”，以协同创新平台为依托，通过人员实质性互聘等举措，聘请科学家、企业家等作为学校教师，把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有效地传授给学生；三是“平台共建共享机制”，将共建共享的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让学生亲身参与科研实践，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
“科教结合、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拓展了学生的“课堂空间”和学校的“优质师资”，让学生可以在“校内校外、课内课外”接受全方位培养，为学校开展“两段式、长周期、个性化、国际化”培养模式探索提供了保障。目前，在校的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在学业导师的指导下自主制订学习方案，拥有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培养“菜单”。结合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学校还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联合创办了11个“科技英才班”，实行“两段式”培养：低年级学生在校内接受通识教育，同时也能接触科学前沿领域并获得实践机会，提高学习的积极性；高年级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能够直接进入国内外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实践，激发创新的主动性。学校每年实施1200多项大学生研究计划，1000多名学生赴研究所和企业实践学习，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在国际主流甚至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总之，在实施“2011计划”的大背景下，研究型大学需要通过协同创新、优势互补，集聚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的双提升，以延续和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凸显质量与特色。要做到这一点，明确的目标、合理的路线和可行性的机制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当然，这其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责任编辑：吴绍芬）
